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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英灵:靖国神社如何篡改民众的记忆?

靖国神社原本是以合祀戊辰战争中天皇一方的战死者而设立的,是为了彰显明治政府合法性和正统地位而创制的特殊宗教设施。

明治政府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力量与此前德川幕府(1603-1867)相比本无特别的优势,天皇家族在名义上的正统地位和部分藩主的效忠,是仅有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显然这些资源并不足以替代德川家族在日本二百余年的“统治惯性”。

将传统的政治资源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相结合,用传统的本土宗教为新政府的正统性注入神秘的宗教神力,不失为一种聚合社会民众的有效途径。

明治政府为统合民众充分利用神道神社,在短时间内就创造出了诸多神社,以确立新的神道传统。

湊川神社

如以勤皇派象征人物楠木正成为祭神的湊川神社、以护良亲王为祭神的镰仓宫、以崇德上皇为祭神的白峯神宫,重建以丰臣秀吉为祭神的丰国神社和祭祀织田信长的建勋神社等,用新的历史记忆驱除旧的历史记忆,不失为一种快捷的政治手段。

建勋神社

“这些神社的创建,既有受厚祀拜者的御灵信仰的传统宗教意识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宣传否定德川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意图。”

东京招魂社设立目的也大抵如此,至今背叛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都不曾合祀入靖国神社。

为了彰显天皇与靖国神社的特殊关联性,靖国神社从建立伊始就由陆、海军共同管理。

宫司们去敬拜

其日常事务由陆军省统辖,其“宫司”(靖国神社的实际管理者)由陆军大将职级的现役武官担任,神社运行的经费由宫内省承担,可以使用皇室专用的16瓣菊花纹章装饰,与明治神宫、伊势神宫享受同等待遇。

通过这些特殊的安排,用神道的活动和仪式来吸引民众对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这一点从东京招魂社设立之初就在有意识地进行。

东京招魂社

最初的招魂社被刻意营造成与庶民市井生活相融合的公众场所。

据《武江年表》记载,东京招魂社成立之初的几年间,在例行大祭活动期间会有鸣放礼炮、燃放鞭炮(花火)、神乐表演、相扑比赛、赛马等娱乐活动,有浓厚的吸引东京庶民参与娱乐的特征。

后来这种庶民娱乐性的祭日活动演化为每年7月13-16日举行的“前夜祭”,也就是在每年中元节期间的“御灵祭”。这表明明治政府对寻求日本社会庶民阶层的政治参与与支持的强烈渴望。

同时,在培养和强化日本社会各阶层对明治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方面,东京招魂社(靖国神社)的招魂、安魂、慰灵、英灵的神格化过程,无疑是发挥了一种催生、聚合、升华的特殊作用。

靖国神社宣扬的所谓“靖国精神”,可以解读为“‘靖国精神’是日本的‘国民精神’,等同于是‘日本精神’,其本质是‘为君国献吾身’的精神、‘为国家欣然流血’的精神、为天皇和国家献身而‘牺牲’的精神。

如此,以这样的‘牺牲’精神而死才能成为‘英灵’,才会得到国家最大的‘感谢和尊敬’,而且只有具有这样‘英灵’的丈夫或儿子的遗家族,才配得上享有来自国民的‘非常的感谢和尊敬’”

明治、昭和两位天皇在靖国神社的神道政治化过程中是最重要的形塑者。

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靖国神社的“神格化”时期和侵华战争期间靖国神社的“彰显化”时期,两位天皇的参与度是空前绝后的。

“靖国神社作为天皇、军队与神社完全一体的军事宗教设施”在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过极为特殊的作用。

明治天皇“亲拜”靖国神社合计有7次:其中招魂社时代3次,甲午战争后的临时大祭2次,日俄战争后的临时大祭2次。后4次“亲拜”,天皇穿着的都是陆军大元帅礼服。

其子大正天皇“亲拜”靖国神社两次,分别是1915年4月29日供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者的临时大祭和1919年5月2日纪念靖国神社创建50周年祭典。

而昭和天皇“从1926年即位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20年间,亲拜靖国神社达20次,平均每年一次”。他“亲拜”时所穿着的也是陆军大元帅礼服。

天皇“亲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本身具有多重政治意味。

首先,按照《明治宪法》的规定,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一切统治大权”,也就意味着天皇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是大日本帝国包括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统一型领袖。

明治政府时期建立的“祭政一体”国家制度,传统的神社、神道被置于以天皇为中心的宗教体系之内,国家神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以国家祭祀为中心,颂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和“万邦无比的国体”。

天皇在这样的权力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政治行为所表达的“政—教复合”型的意义。

“亲拜”靖国神社达到了将天皇的世俗统治权威与神道的宗教神秘性相结合的目的,在维护皇统和神格化的“国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辅助性工具的功能。

其次,明治天皇、昭和天皇身着陆军大元帅礼服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视为军队与靖国神社的“合体”,激发和鼓励日本国民参加对外侵略战争中的积极性和热情,是培育全社会军国主义精神的“洗礼式”。

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海陆军队皆归天皇统帅”,天皇以军队统帅者的身份借助靖国神社将天皇的统帅权与为天皇献身的将士的“英灵”结合起来,既彰显了天皇的绝对权力,又表彰了为天皇而牺牲将士的灵魂,还安抚了阵亡者家属的悲怨情绪,达到了收拢民众追随大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的目的。

明治时代的日本被刻意塑造成为日本荣耀的光辉历史时期,司马辽太郎所写的《坂上的云》等作品中浓郁的散发出歌颂、留恋明治时代帝国荣耀的历史记忆。

对战死者亡灵的所谓“彰显”,实际上是将战死作为一种“受人尊敬的牺牲”,使亡灵圣化,以此来隐藏起战争冰冷凄惨的实态,使人们的战争记忆停留在“英灵”的圣环之中,而忘记战争残酷真实的一面。

特攻勇士之像

所谓“英灵祭祀”就是要人们将战死者的荣耀固化在记忆之中,同时将战死者参加的战争实态从战争记忆中抹消。

靖国神社合祀战死者亡灵而产生的所谓“九段之母”“靖国遗儿”,不仅固化了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同时用这样一种对死者亡灵的颂扬和死者遗族的褒奖,向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注入了神圣、英勇的记忆元素。

为天皇而战的战争不再是令人反感的事情,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死可以成为“英灵”,可以成为全社会战争记忆中的永恒,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策源地和保存战争记忆的唯一国家宗祠。

最后,天皇将“亲拜”靖国神社惯例化的政治行为本身,可以实现将为国献身者的亡灵超度上升为国家政治行为的高度。

被纳入靖国神社的亡灵不再是普通世俗意义上的亡灵,而是升华为“为皇国而献身的英灵”,这些亡灵也不再属于个人或家庭,而是属于国家、属于全社会所共有。

曾担任靖国神社宫司的陆军大将铃木孝雄说:“在这招魂场上举行祭祀,是要把人的灵魂召回到这里,这时候招回来的是人的灵魂。但一旦在这里举行了供奉神灵的‘奉告祭’,并把这些灵魂供奉到正殿后,他们也就变成了神灵。

如果不充分理解这一点,尤其是遗族总是把亡魂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是不行的,必须把他们看做是神而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孩子。那些认为人的灵魂与神灵没有多大区别的人,就会出现各种思想上错误的表现。”

从东京招魂社时期的招魂到安魂,到靖国神社时期的慰灵与表彰,从东京招魂社时期由栖川宫炽仁亲王以东征大总督身份主持招魂祭,到靖国神社时期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亲拜”的例行化,为天皇而战、为大日本帝国而战死者的亡灵,从普通人的灵魂升华为英灵,升华为神。

“靖国神社与其他众多只有一个主神的神社不同,供奉在神殿中的数以百万计的亡灵均被视为主神,普通的亡灵升华为神社的主神意味着灵魂永生不灭,成为所谓的‘英灵’。”

记忆的反面就是遗忘。

靖国神社“英灵”合祀形式使战死者的遗族将记忆的重点聚焦在“荣耀性的历史”,而忽略和遗忘战争本身的悲惨过程与失去亲人的痛苦。

所有人对战争本身的忘却,似乎以国家的名义被合乎情理地遗忘了,遗忘本身也就成为了社会的一种默契或共识。

至于天皇的士兵为什么会出现在别国的土地上,在那里干了什么,因何而战死,其与对方国家的死者是何种关系等等本应属于战争记忆的内容,民众在战争中的“平庸的恶”都在“英灵”荣耀的光环下显得没有意义,“英灵”成为战争记忆的全部。

而靖国神社在日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在深刻地塑造一种“光荣”的战争记忆的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将战争记忆中的凶残丑陋的另一面,以“英灵”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抹消了。

靖国神社的祭祀仪式不是祭祀人的灵魂的仪式,而是祭祀具有宗教性质的神灵的宗教仪式。

靖国神社祭祀的亡灵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亡灵,而是“英灵”

慰灵之泉

“英灵”是国家的、是天皇的。

按照战前靖国神社宫司铃木孝雄的“权威解释”,“靖国神社是祭祀阵亡者唯一的‘一国之祭庙’,也就是说归宿在靖国神社里的是靖国精神,或者叫做‘大和魂’,它完全是日本的国民精神。

换言之亦即‘大和魂’永远坐镇在靖国神社里。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培养这种精神,那么国民之‘大和魂’就能得以充分发挥”。

据靖国神社2004年10月17日公布的资料,明治维新后历次战争中死亡者的供奉人数为:

明治维新7751人、西南战争6971人、中日甲午战争13619人、出兵台湾战争1130人、镇压义和团运动1256人、日俄战争88429人、一战4850人、出兵济南185人、“九一八事变”17176人、侵华战争191250人,加上其他,共计2466532人

这200多万亡灵的背后是上千万的遗族群体和无数个家庭,靖国神社对战死者亡灵的合祀与对亡灵的升华,等同于以国家的名义对这些战死者灵魂的“收藏”。

靖国神社的祭祀形式发挥了将日本民众的家族史与天皇家的皇国史相链接、结合为一种日本式的家国历史记忆,而天皇的“亲拜”则是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赋予了荣耀性的赞扬与肯定。

“对于战败前天皇统治下的大日本帝国来说,靖国神社是一个巨大的、培养国民“大和魂”的国家祭殿,而这个‘大和魂’指的就是国民为天皇献出生命的精神。”

对战死者亡灵进行某种形式的祭祀、纪念等习俗,不是日本社会所独有,东西方古已有之,世界各地的无名战士墓、烈士纪念碑等都是古老习俗与宗教观的一种体现形式。

但像近代日本政府那样将战死者亡灵特别是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亡灵奉为“英灵”,且刻意塑造成社会宗教传统的国家,日本或许是唯一的。

历任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

日本因为从明治维新以后长期持续地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产生了246万被纳入靖国神社合祀的“英灵”。

从靖国神社建成到所谓的“英灵奉祭”,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形塑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国家主导有意识地将侵略战争合法化、正当化甚至荣耀化的政治意图

明治政府在新政权成立伊始就急迫地通过神道祭祀的途径,为新政府和新的政治权威寻找传统的宗教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靖国神社被打造成了日本近代社会战争“记忆的场”,而“英灵祭祀”则成为这个“记忆的场”的记忆主题,战争和“英灵”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国家物语”

民众被动员加入到这场以战争为主题的“国家物语”之中,在战争中既是他国民众的加害者,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与加害者意识之间的纠结与困窘,映射的历史倒影正是靖国神社中供奉的“英灵”所暗喻的(侵略)战争合法性意识,与基于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共识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

日本政界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动,是在和平年代对过往侵略历史的一种政治化重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如果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仍然聚集在靖国神社的“英灵”之上,如果战争英灵依然是战前“国家物语”的主色调,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就会处在“崇拜战争英灵”和“执著于和平诉求”两种对立的意识中博弈和纠结。

正如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指出的那样:“建设‘纪念馆’‘纪念碑’乃是要彰显某一集团的过去记忆,并作为集体记忆而铭刻下来的历史表象化行为

因此,追悼作为国家行为之战争战殁者‘纪(祈)念馆、纪(祈)念碑’建设,乃是由国家发出的对战死者记忆的历史表象化行为。

而且,如今这种历史表象化的行为试图将国民的战争记忆凝结成一个历史表象的总体,可是结果却反而暴露了国民历史意识的分裂,并进一步促成了这种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逾70多年,有战争体验的人绝大多数已经过世,当前东亚社会各民族国家战争记忆的保留、传承的主体几乎全是没有战争体验的群体。

这些族群主体战争记忆的代际传承与各自国家的集体记忆重构过程相同步。

如何让无战争体验群体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记忆的重构过程相伴相生,如何让本国战争记忆的重构与被侵略国家的战争记忆不构成根本的对立,显然不是日本一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政治问题,它甚至可能会关乎两国乃至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

靖国神社是近代日本社会在政治体制转折时期与新国家相伴而生的产物,最初它是基于日本社会习俗和传统宗教意识而建成的一个祭祀内战战死者的场所,表现的形式是国家与宗教的关系;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发生,靖国神社成为日本社会固化战争记忆的“记忆的场”,靖国神社与日本帝国的对外侵略战争结成了一种政治与宗教的合体关系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国家神道的改造,靖国神社一度脱离了国际社会的视线,甚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京审判的乙丙级战犯被先后合祀入靖国神社,国际社会仍视之为日本国内的宗教问题。

随着70年代末甲级战犯合祀问题的出现,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国内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的磁场”。

2013年10月约160名日本议员18日参拜靖国神社,创1989年以来秋季参拜纪录

从前首相吉田茂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保守政治人物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1985年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公式参拜,当时引发了中韩两国的强烈外交抗议,靖国神社又成为日本在历史认识和外交领域与中韩关系紧张的“外交磁场”

显然,靖国神社问题已经不再是日本国内的宗教信仰问题,它在东亚社会中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外交问题,这是日本政治人物和民众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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