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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太学:国家养士的高等学府,在儒学的垄断下哪里有百家争鸣

汉代前期,吸收秦朝灭亡的教训,放开了对文化的禁锢,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开办私学,重视文人的作用。这些措施有利于百家之学的复苏。但是总体而言,汉初的主导思想是黄老之学。汉武帝上台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推行了“独尊儒术”。而学校教育的改革就是其中独尊儒术的一大重要的表现。在学校教育中,太学成为了其中的代表。

一,太学的设置:“养天下之士”

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官方学府,其原型是三代的大学。中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学出现于商朝,《礼记》记载“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西周时期,大学有五所,分别是成均(南学)、上庠(北学)、辟雍(太学)、东序(东学或东胶)、瞽宗(西学或西雍),而诸侯的大学称为“泮宫”。夏商周的大学主要为了培养王族子弟,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成为其最基本的特征。

西周学校

西周之后,私学兴起,官学衰落,大学也就是逐渐走向了没落。战国时期,兴起了养士之风,许多国君和贵族都笼络了士人在自己的身边,以为己所用,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其中的代表。稷下学宫开启了国家高等学府养士的先例,但是齐国并未干涉学宫的学术活动。秦朝统一后,设置博士官,掌握国家典籍,这些博士就是秦朝所养的名士了。不过秦朝推行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得教育没有繁荣起来。

汉朝初期,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民间私学又重新兴起,汉朝也注意对这些士人的笼络。到了汉武帝之时,试图改变之前“无为而治”的局面,想立下一番宏图伟业。为此,汉武帝选择儒学为官方思想,并在身边笼络了一些儒学士人。前140年,汉武帝刚刚继位,就下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些士人主要是儒学之士。前136年,汉武帝又设立五经博士,在宫中传教儒家经典。这些趋势都预示着汉朝急需要出现一个类似于稷下学宫一样的“养天下之士”的最高机构。


前134年,新一代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建议修建太学,将太学作为养士的最高场所。他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武帝接纳了其建议。前124年,汉武帝诏令丞相公孙弘等谈论置博士弟子的事情,最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也就是博士可以拥有50位学生,这些学生就是太学生。博士教育的弟子的机构就成为太学,是专门培养五经博士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为汉朝统治阶层培养人才的场所。

二,太学中的博士的太学生

最初的五经博士有14位,由当时的学术大师担任,基本是征辟而来。到了东汉,博士的选拔开始出现举荐和考试结合。作为汉代最高学府的教师,博士的标准那是相当高的。博士不仅要学术水平高,在道德上也必须要有风范,并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教授学徒50人以上的经历),通常要50岁以上。博士的权力虽然不大,但是其社会地位相当高,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博士的年俸禄达到了400石,到宣帝时期达到了600石,和刺史的俸禄一样,高于县长。在礼仪上,博士可与高官同列,博士还可以参与政治谈论,甚至直接进入公卿之列。

东汉太学讲学画砖像

太学中的学生在西汉称为“博士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本文统称为“太学生”。太学生的选拔主要由太常负责,其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太常在京师和地方直接挑选“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这类学生不仅免除赋役,还有一定的俸禄;二是地方官员向太学贡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特别生”,他们需要自费入学。进入太学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官僚子弟,但是也有贫困家庭的学生,如翟方进在长安从博士学习《春秋》,其母亲便在长安纺绩做鞋来提供学费。东汉时期,还可以从“明经”考试的落选者中选拔一部分进入太学。太学生的年龄没有严格的规定,最小的可能只有12岁,也有60岁的白发老人。

太学设立之初,仅有学生50人。到了汉昭帝时增加到了100人,宣帝时期到了200人,元帝时猛增到1000人,成帝时期到达了3000年。到了东汉时期,太学生发展到了30000人。北方的匈奴也曾派遣子弟到太学学习。太学设立之初,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校舍。随着学生规模的扩大,宿舍也大规模修建起来了。王莽时期“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能够容纳万人。东汉时期,光武帝在洛阳重建太学,也有完善的宿舍。顺帝时期,有重修太学,扩建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宰”。

学生规模的扩大也改变了教授的方式。最初,学生人数少,每位博士只带10名学生,因此基本采取个别教学或小组教学。随着学生规模扩大,这种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是出现了“大都授”的集体授课方式。博士的高足子弟也可以对低级子弟进行了传授,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切磋,如此一定是上缓解了教学压力。不过这样也导致教学效果的相对下降。

学生在太学学习,没有年限限制。西汉时期,太学中定期举办一年一次的“设科设策”的策问考试,“射策”就是学生抽取写上问题的简策,然后进行回答。设科就是按照试题的难度分为甲、乙、丙等科。考试合格后会得到相应的官职,如甲科合格者可以担任郎中、乙科合格者为太子舍人,丙科合格者为文学掌故。东汉时期,改为两年一次,评选的方式改为了通过的经典的数量来看。太学中也有一辈子也没有考上的人,他们“结童入学,白首空归”。

曲阜孔汉代碑刻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太学将读书和当官密切结合,正体现了这种思想。国家对太学也非常重视,皇帝经常亲自去视察,听讲,访问。一方面,这可以加强儒学的正统地位,为国家官僚选拔人才,另外也不利于百家学术的繁荣

三,太学教育的内容:儒学独尊

汉代太学教育的内容为儒家经典,不过汉代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是凭借汉初儒生强闻博记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古文经学依靠的是汉武帝时期从地下或者孔壁中发现的先秦儒家典籍。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研究经学就是从中挖掘“微言大义”,也就是对其进行解释。汉代儒学已经和法家融合,因此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内容,受到了皇帝的认可。而古文经学认为“六经”并非孔子写的,他们注重挖掘经学原本的含义。

今文经学的代表:董仲舒

由于皇帝支持今文经学,因此今文经学长期在太学中取得垄断地位。汉武帝时期,设置了“五经”博士,到了西汉末年增加到了14家,其中讲《诗经》的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讲《尚书》的有“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三家;讲《礼记》的有“大戴礼”“小戴礼”两家;讲《周易》的有“施氏易”、“孟氏易”、“梁邱易”、“京氏易”四家;讲《春秋》有“颜氏公羊”和“严氏公羊”两家。这些都是今文经学。

韩诗外传

王莽时期,实行了“托古改制”,于是开始利用古文经学,于是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使得古文经学盛极一时。东汉时期,又恢复了今文经学的地位,古文经学主要依靠私学传播。不过,由于古文经学影响力的提升,太学中也会传授一些古文经学的内容。在私学领域,开始出现两大经学融合的趋势。175年,在蔡邕等人的倡议下,东汉在太学门外镌刻经文46块,史称“熹平石经”,作为规范的教科书和考试标准。 这些镌刻的经文包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家,因此也代表经学之争宣告结束。

熹平石经

太学教学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师法就是朝廷所立博士的经说,这是一种权威。弟子相传博士的经说,也就是章句,成为家法。朝廷规定,后来的博士也必须按照师法传授,不然就罢免,如学《易》的孟喜,因为该了师法而不能当选为博士。当然,子弟可以在遵守师法的条件下发展其学说,以形成一家之言,即所谓“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这个规定有利于学术派别的形成已经传承,但是也造成了学术走向僵化,限制了学术交流和创新


总体而言,太学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代表中国高等学府的出现。太学的教育是儒学垄断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太学的政治性非常强,东汉时期的太学生曾参与到了政治斗争的旋涡,遭到了“党锢之祸”的打击。太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展示出来的精神值得赞扬,和近代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不过在这种政治目的性如此强的学校中,学术基本是为政治服务,因此始终缺乏自由,也就难以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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